27日，围绕香港书展“阅读世界·走向世界”这个主题，著名画家陈丹青应邀在书展现场401会议室举办了题为《从毛泽东到董其昌——我学油画十四年的讲座》，场面火爆，连走廊过道等空地均是席地而坐的香港观众。出走清华、批评文学大家、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常以不经意的几句话引发社会大讨论，这让陈赢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

    陈丹青一落地香港，便成为当地媒体追逐的焦点，专访一个接一个，可谓香港书展人气王之一。在举办讲座前夕，陈丹青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新书《退步集续编》、出走清华大学、批评文学大家等话题谈了他最新的看法和观点。谈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生裸奔一事时，陈表示不太吃惊，认为这只是一种表达诉求的方式，是一种叛逆符号，而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地开放，裸奔的人还将会不断增加。 

    《退步集续编》写到出走清华

    26日，陈丹青一到香港便被无数香港记者拉住做专访，从上午8时开始，数十家媒体的轮番专访一直持续到下午，期间陈根本没休息甚至是吃东西的时间。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丹青表示，他已经不爱在公共场合谈论绘画和艺术，但说自己是作家也甚感汗颜，出席书展混迹在作家群中，也让他感到不安。《退步集》出版后，销售量很快就达到了10万，此后《退步集续编》更受各界的关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丹青说自己仍然不得安生，仍然被媒体围追，而且做太多“捞过界”的事情已让他开始感到“凉飕飕”的。

    陈丹青告诉记者，如果读者看过上一部《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从这次的题目可以看出来，体例跟上次差不多，编目变化不大，所以就叫“续编”。但跟上次的区别，一个是上次因为有事件发生，里面有一个辞职报告，一下子成了社会话题，好像谈教育的成分很大。实际上“辞职”和“教育”在《退步集》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次没有任何事件发生。

    第二是里面出现一组话题是上一本没有的，所谓“文艺复兴”的话题。还有他出面谈了三次鲁迅，还有推荐木心先生的文章。

    陈丹青说：“第三个还是有谈到教育，两年来‘辞职’这个事情变成社会话题以后，再来谈教育，跟《退步集》谈的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局部的视野，我的工作室招不到学生，很挫折。这两年比较冷静一点，比较客观一点，也得到很多回馈，我也知道了整个中国大约是什么情况，还有专门的人在研究，他们写成书。其中有一个叫熊丙奇的人连着出了两本书，一本叫《体制迷墙》，一本叫《教育的异化》，都叫我来给他写序。这两年当我再来谈大学教育的时候，跟过去是相当不一样了，但我也没更多可说的，毕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话陈丹青——

    “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实则退步”

    还会有更多裸奔出现

    广州日报：最近有3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半夜在紫荆操场裸奔，并在校内网上传了照片，做出各种姿势。您曾是该院的教授，您怎么看学生裸奔的事情？

    陈丹青：是美院的学生吗？我只是听说，还不知道是美院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不太吃惊。清华大学一直都有一个人文的愿望，还在学校上班的时候，曾参加了一个新校长的见面会，7个副校长都强调清华要人文化，这或许就是人文的表现之一。

    裸奔在中国其实已经不新鲜，西方最早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裸奔，球场上有人裸奔，马路上有人裸奔，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性观念的解放，实际上裸奔者是在通过裸奔来表达某种诉求，需要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的现代化要比西方晚20年，现在包括清华等出现众多的裸奔事件，也不足为奇。

    哈佛每学期都有“裸奔节”，据说哈佛裸奔者的名言就是，“假如当众裸奔都不怕了，期末考试还用怕吗？假如身体都不受束缚了，思想还会被束缚吗？”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裸奔同样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叛逆的符号，随着中国不断地现代化，各种裸奔还将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广州日报：裸奔的学生声称“我是爱清华的。上大学后，我发现美院在清华的生存环境并不好，陈丹青出走就是个例子。我希望清华能更包容，允许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陈丹青：其实，这不是清华大学的“生存环境不好”，而是一个普遍的显现，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无法开出一剂良药。这是教育体制的惯性和力量。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文艺大家人人皆可评论

    广州日报：前一段时间，您和韩寒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谈到：“巴金和余华文笔很差”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能针对这些争议发表一些回应吗？

    陈丹青：其实，我也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回应各种争议，只是我的博客关闭了，很多读者无法看到。我觉得，中国对文艺家的态度存在着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敬若神灵，根本不敢去发表批评的意见；另一个极端就是一棍子打死，还踩在脚下。

    我认为不管是多大的文艺家，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巴金和余华文笔很差”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这些文艺家发表看法，哪怕是我们一篇文章都没有写过，我们的社会应该存在各种各样的声音。

    广州日报：您在《退步集续编》里谈到了鲁迅，谈到文艺复兴，怎么会在本次书展的主题讲座来谈毛泽东和董其昌呢？

    陈丹青：讲座的主题是谈我学油画的这四十年，为什么会讲毛泽东和董其昌呢？这四十年，我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国家集体的事情，一个是自我的时期。国家集体时期，我一开始学画画就画的是毛主席的肖像，甚至还画过数十米长的。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我在西藏画了一幅西藏人民痛苦表情的大画，参加了全国美展。而此后，我去到了美国，脱离了国家集体，开始了自我的阶段，这时候我开始用油画的形式临摹董其昌的画作，也开始收藏他的作品。这两个人如果处在同一个时代，肯定很有意思，一个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一个是那个时代的著名书画家，我的油画经历都与他们分不开，所以谈我的绘画历程，无法不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