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慌

                                                                                                           杜曦云

        长久以来位列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经过三十年来的复杂运作和行动，取得了令世界侧目的经济成就，但与之相伴随的复杂问题也层出不穷。概而言之，其中既遭遇到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普遍问题，也涉及到中国这一独特地域的历史、文化、政治问题。在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现代化与前现代化、全面与局部、普遍性和独特性等诸般关系方面，难以共生和贯通之处为数不少。

        正是这些难以迅速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使人们既为经济高速增长而雀跃，又因安稳感日益欠缺而担忧；既为消费水平提高而欢欣，又为环境破坏加重而沮丧；既为生活质量提高而快慰、又为生存压力增多而焦虑……甚至，不少人虽然置身于喧天的欢腾声浪中，却常有莫名的危机感倏忽浮现。作为一个在中国本土中生存的当代艺术家，当下情境中的问题之复杂和繁多，既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负，也为他们发挥各自的禀赋和才华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源。

        赵光臣、戈溢、池益岓、刘正勇这四位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作品中散发着相似的情绪——危机与焦虑。对他们而言，在看似繁华、发达的当下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荒凉、虚无感，面对这种荒凉与虚无，他们心存惊悸与恐慌，却又茫然不辨归途，于是，在作品中凝聚和表现这些经验，以求缓释自我心理，继而引发观者的共鸣和进一步的反思。

        赵光臣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痛心疾首，面对污染环境、透支资源等非理性行为，他更多的是无奈。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行为是群体性的、而且，在当下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日，要想让这种行为得到遏制，需要面对的是人的非理性欲求这个硬核。及时行乐和唯利是图在道德上的不合法性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人可以明确意识到它的种种不合法性，却未必能摆脱它的控制。因为，欲求之火可以在瞬间被生产和激发，但它一旦产生，就在心灵中扎根，要将其彻底扑灭、清除是非常难以达到的，尤其在主要不是依靠强制手段在日常生活领域实行统治的社会中。所以，面对当下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态势，赵光臣更多的是悲凄和无望态度。他将时尚、艳丽的芭比娃娃如悬尸般散置在枯枝败叶之中，并以工厂、废墟、村庄、都市、园林、宫殿等为背景。这些场景上空或前景中的枝干与“悬尸”，让这些已被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景观充满颓败、死亡的气息。

        戈溢的象征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他以纷乱潦草的笔触画出垃圾堆、工业烟囱、荒郊野岭等景观，一派死寂、沉闷的荒凉意象。在这些巨大而毫无生气的境域中，聊聊数人显得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而这些肉红色的人，毫无人之为人的尊严可感，也无万物的灵长的中心地位，他们只是象废墟中残存的虫蚁，费力地找寻和挖掘，却在这块死地、绝境之中毫无所获，一片茫然无助，只能木然伫立，或绝望地辗转，那些工业生产所冒出的浓烟，却始终粗暴地横亘在这个象征性的空间中，直冲云霄，遮天弊地。工业烟囱使这块绝境有了明确的所指，戈溢由此隐喻出他心中的未来图景——当下的高度却失衡的发展模式，如果仍不加以遏制，在短期内通过过度采掘而满足无度增长的种种贪欲后，面临的将是长久、彻底的荒凉和贫瘠。作为芸芸众生之中的个体，他画中的人物被动地面对这一场面，无计可施之下，只能消极颓废，或者在恍惚梦境中拥抱轻柔温暖的幻想，虽然明知它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但如果连这种梦幻都丧失，则连继续生存的基本意义都无处可寻。

        池益岓的人物雕塑，给人的直接感受是——丑陋，极度的丑陋。而之所以丑陋，并非是这些人物的臃肿，因为这种臃肿乃至脑满肠肥的形象，在当下的反讽式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也并非是形貌的鄙俗猥琐，因为这种歪瓜裂枣的形象，从1990年代初期的玩世写实主义开始，就层出不穷。真正让人产生极度丑陋之感的原因，是这些人物的畸形。正是畸形的肢体让这些人物如怪胎或异形，甚至更象一堆缠绕纠结的五脏六腑。敷施的血红色以及夸大的肌肉和筋络，让这堆蠢蠢欲动的血肉散发出令人生厌的视觉“气息”。他所塑造的这些充满欲望的人物，比例极度失调，羸弱与粗壮、瘫软与坚挺之间的殊异令人触目惊心。这种极度失衡的机体，其意指是多向而微妙的，在以激发和催生世俗欲望为旨归的文化中，欲望的膨胀和其众多对立面的萎缩，让本应齐头并进的身体面目全非。一种失去对立面的牵制和调节后单向度发展的文化，和对这种文化的性质的个人判断，以潜藏着恐慌情绪的异形来加以表现。

        刘正勇用表现主义的语言来宣泄他的文化忧虑。他的作品，近看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触，远观则是人体、山石等。这些以绘画语言本体性力量来传情达意的笔触，扭曲、痉挛、流淌、回旋……作用于人的直觉，饱含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供人反复体味。他的作品，无论是象征性的身体还是山石，都强调一种糜烂和破碎的感觉，以此来表现他对主体和外部情境的认识——举目之处，尽皆溃败，无论是个体精神、还是外部文化，都概莫能外。他的这种文化认知的形成，既有直觉性体验的部分，也有理性思索的成分，但综合后以表现主义的语言令其流淌而出。对这种由表及里的溃败的态度，由他画中人物的眼神流露出来——悲凉而空洞，惊慌而无措，消沉成为其无可奈何的文化选择。

        对本真而幸福的生存之希冀，是最为普泛的，但何为本真和幸福，却是异常多元的。所以，理想与现实的是否对应，是因人而异的。在当下，理想生存与现场实况的关系，令人生出多元的烦忧乃至恐慌。这四位艺术家对当下发展状况和态势的悲情体悟，虽未必具备普遍性，却是多元中的一元。而且，他们的体悟直指当下情境中的某些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是明显的当代忧虑，从而具有文化针对性和价值。此外，如果当代文化是需要尊重个人具体经验的话，我们就需侧耳倾听他们的惊悸之声，并进而反思和寻求解决问题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