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3月31日文章：培养“中华艺术家共和国”（作者：大卫•巴尔沃萨/David Barboza）

在一个懒洋洋的午后，中国最顶尖艺术学校的学生王海洋正在学校里静静地收拾自己的一些油画新作。虽然只有23岁，他却刚刚在北京一家大型画廊举办了自己的首场大型艺术画展。

王海洋自己介绍说，他的许多作品每幅售价都超过了3000美元，而他现在甚至还只是一个未毕业的在校生。“这是我的一幅新作品”，他指着一张画着一对拥抱着的男女的画作自豪地说道，“我很快还要在新加坡办另一场画展”。

不管人们会作出怎样的评价，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已经转变成了培养炙手可热的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温床，北京和上海的艺术经纪人对这个学校的学生无不趋之若骛。

该校在挑选学生时十分挑剔，每年要刷掉90%以上的报名入学者。中央美院的许多教师本人都是百万富翁，校友中不乏像方力钧这样的中国当代最成功的新锐艺术家。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央美院的学生突然变得异常抢手，以至于许多收藏人士常常在中央美院的校园中出没，希望能早早地发掘出下一个艺术超级明星。在每年一次的美院学生作品展上，学生们在作品下面不再只是标出自己的姓名和画作名称，他们还很自觉地留下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

“我敢说，我们学校拥有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和最棒的教师”，中央美院教务处处主任诸迪如是说道，“我们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而，随着中央美院开始转变自己的使命和教育形式，学校和艺术市场日益密切的关系也开始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他们认为学生们在校园里不应当承受商业压力。

“许多买家都到美院去寻找下一个张晓刚”，北京一名艺术品经纪人程新东（音）说道。张晓刚是当代中国的一位艺术明星，他的一幅画作今年2月在索斯比公司的伦敦拍卖会上拍出了330万美元的天价。“这些买家会立刻和他们看上的学生联系，甚至等不及学生们毕业拿到毕业证，他们就会对学生承诺说，‘我会买断你的所有作品’”。（最近几年来，纽约和洛杉矶的热门艺术学校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这或许是一个危险的现象”，程新东说道，“这些年轻的艺术家需要成长的时间”。

艺术发展得益于政府支持

而美术学院师生不断攀升的财富还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实验艺术更加宽容的态度。尽管政府仍旧抵制政治上反动的艺术作品，但经济和市场改革已经转变了政府对艺术的思维方式，也促使中央美院改变了培养年轻艺术家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时，中央美院在北京中心城区天安门附近获得了一小块建院用地。起初，学校教授的是苏联式的现实主义艺术，学生也只有约200人，其中许多人的目标都是毕业后要为国效力。如今，中央美院的校园达到了33英亩，在校学生超过了4000人。该校不仅设置了设计、建筑等专业，还开设了数字音响艺术等丰富的课程，部分毕业生收入颇丰，甚至产生了不少百万富翁。

中央美院教务处主任诸迪介绍说，过去的学生都有一股子艺术热情。“他们将艺术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中央美院则是艺术人才的大本营。如今，随着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将艺术视为一种工作，他们更为实际了。”

中国其他一些顶尖艺术院校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曾培养出了多名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中国美术学院在中国东部名城杭州拥有一所宽敞的新校园（该校以前被称为浙江美术学院）。在中国西部，四川美术学院因培养了多名杰出画家而蜚声海内外，今年该校公布了1600了招生名额后已吸引了超过64000份报名申请。

但在中国众多艺术院校中，中央美院作为唯一所设在北京，得到了中央政府直接支持的艺术学院，仍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力。中央美院的管理层透露，中央政府最近对该校的支持尤为慷慨。

该校的新校园位于天安门广场以北10英里处。校内设施齐全，不仅有时髦的咖啡馆、勾人食欲的餐厅、宽敞的教室和艺术工作室，还有许多精密的艺术设备，如性能强劲的电脑和每套价值20多万美元的视频编辑系统。此外，中央美院的新校园内还设有一个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这些教学设施都出自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Arata Isozaki）的手笔。

学校教师每月的平均工资为700美元，但这点工资对这里的教师来说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画作都能卖出不菲的价钱。刘小东是中央美院的毕业生，1994年开始就留校任教，他因经常在画作中描绘中国的社会问题而知名。他如今就是中国最富有的艺术家之一，去年他一幅有关三峡水利工程移民的巨幅油画曾在拍卖中以27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当时还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售价的新纪录。

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是中国最著名的雕刻家，他的作品在拍卖中往往售价高达15万美元。而该校的一名教授詹旺（音）也是一名成功的雕刻家，他竟可以在自己设在北京郊区的工作室中雇佣了40多名工人。

对许多艺术家来说，在中央美院这个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学院执教的声誉一直具有不小的吸引，在中国艺术界如此兴盛的今天更是如此。中央美院今年就成功地将曾荣获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获得者徐冰揽至麾下，53岁的他此前一直在纽约工作了18年之久。

“中国是世界上最前卫、最具实验性的地方”，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徐冰如是说道，“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许多事情正在发生，我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徐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时候，徐冰的作品《天书》当时曾引起广泛争议，1989年时他就曾是中央美院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了，他此次从美国的回归着实让北京艺术圈里的人吃了一惊。

徐冰自称不担心政府对艺术家的干预或是审查。“有关艺术和政府两不相融的旧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说道，“如今，艺术家和政府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前进”。

经济开放推动艺术发展

中央美院许多发展目标的变化源自创建新校园的努力，而创建新校园也意味着对学院发展目标的重新审视。五年前，中央美院开始了搬迁工程，起初要搬到一个临时校园，但美院的一些教职工对从老校园搬迁十分不以为然。

中央美院教授隋建国创作了许多雕塑作品来抗议学校的搬迁行为，其中一些雕塑展现了变形的人物躺在老校园被拆除后的废墟中。但现在他却对学院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学校的整个教育体系发生了巨变，和以前比较，现在的艺术氛围更好”，他针对美院对新观念和新专业的开放性评论说道。

不过，也有一些教师私底下哀叹中国传统国画的衰落和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的严谨艺术训练形式的凋零。一些人还感叹如今的艺术系学生远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学生有创意、有理想。

但其他一些教师认为，中央美院现在的学生大多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发生了席卷中华大地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全球意识，而学生们只是反映了这一变化而已。教师们说，中央美院的大发展给那些在传统艺术形式上没有多少基础的学生开辟了新的艺术道路，其实许多学生都很有天赋和才能。

“我觉得这些学生既有十分优秀的，也有很平庸的”，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中央美院执教的画家于虹（音）坦言道，“但现在有些学生要比我当年学画时强多了”。她就美院学生的整体素质评价说，“他们的眼界更开阔，社会经验也丰富的多”。

专注于个人奋斗

尽管中央美院的教师对于当代艺术学生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教师都认同学生们有一个重要变化——他们对政治不太感兴趣，更关注自己个人的奋斗和个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没什么两样。

例如，今年就将毕业的美院学生王海洋在画布上描绘的都是看上去和他本人很相像的人物：矮个子、大而有神的眼睛以及不安分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形象画成两个身形，有的摆出性感的姿势，有的动作粗野，有的则穿着女人的服装。“这些画讲述了我自己的故事，描绘的是我的心灵状态”，他说道，“整个艺术创作过程就像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

大胆的艺术表现在中央美院里随处可见。学生们过去曾经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画同一个人物肖像，现在则得到老师们的鼓励，要深入探视自己内心和具有创意。在中央美院已不再是一个只教授绘画和雕塑的艺术院校的情况下，学生们在这里还能找到摄影或新媒体艺术等专业出路，而专业的变化最终还会导致职业选择的改变，如为大IT公司设计视频游戏人物等新兴行业。

200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的池鹏（音）当时拿的是新媒体学位，他就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几年前，25岁的他就凭借一系列创意独特的照片打进了国际艺术市场。在这些照片中，他的裸体影像在北京的街头飞奔，还有模糊不清的红色飞机在身后穷追不舍。

现在，他利用电脑特效处理过的照片售价就达到了每张一万美元，而10年前，中央美院毕业生能在毕业后不久把每幅画卖出100美元的价钱就十分幸运了。

池鹏将自己称为“80后男生”，这指的是在更为自由、更消费导向型的社会中长大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80后一代很难准确定义”，他说道，“我们这一代有些脆弱，但并没有被宠坏”。

日益兴旺、高速成长的艺术市场鼓励艺术家为了吸引实力雄厚的收藏家而树立自身的艺术品牌，至于随之而来的压力，池鹏坦言自己又爱又恨。

至于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快速的上升有何感触的问题，他回答说，“变化很快，确实太快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能有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对我是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