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蒋家是宜兴大族，光绪十六年，父亲和出身名门的戴清波女士结婚，两人心志相投，经常一起唱和诗词、吹箫弄笛，恩爱逾恒。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我父亲念徐先生独身在外，难免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学校没有课，他总是待在我们家里。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亲卖画鬻字为生。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学生时代的蒋碧微
牵手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但他一再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会有很大的祸事，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远赴日本、法国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由于晕船，我身体很虚弱，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每每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内心既有喜悦，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问自己，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的，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下来。在东京住了半年，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徐先生再去拜见康有为，康先生建议，现在我们既不能启程赴法，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出国名额，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些。于是，12月间我们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到北平后，徐先生拿了康有为先生的介绍信，辗转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先生看了信，立刻答允，只要停战开航，他马上派遣徐先生以官费生的资格去法国留学。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傅增湘先生的帮助下，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到巴黎，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
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每天上午他在学校素描班画石膏，下午学校没有课，他便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除了勤学不辍，他一有空就到各大博物馆流连徘徊，欣赏古今画苑的珍品。他最喜欢在回家途中绕道塞纳河边，那里是旧书、古版、印画的集散地，他经常浏览搜求，一耽搁便是好几个钟头。
那时法国艺术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大师和著名画家，徐先生对名师佛拉孟极为崇拜，便选择到他的画室学习。外国的高级学校，大都是进去容易，而毕业很难。艺校的正式学生，一定要经过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及格才算结业，而徐先生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
当时有一位大画家达昂先生，徐先生对他极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门下，只是苦无机缘。最后他不顾一切地登门拜访，拿出自己的画作请他指教，果然获得达昂先生的青睐，收他为入门弟子。以后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画室去面聆教益，渐渐地我也成了达昂先生的座上客。
由于达昂先生的关系，我们又结识了法国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邓甫脱(Dampt)先生，邓甫脱夫妇都很慈蔼好客，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位曾做过国家艺术学校校长的贝奈尔先生，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们第二次到巴黎时，他已八十四岁高龄，我们去拜访他，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像。
有“家”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我们在巴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国一趟，设法筹措款项，如果成功，再回法国继续学业，我只好暂时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我将为他而骄傲。
回国以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不但没有收入，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这时吴稚晖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其中以吴老先生的像画得最好，他非常满意，自己花钱五彩制版，复印了许多张，分赠友好留念。
1926年2月，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邀聘徐先生担任艺术系教授，徐先生表示愿予考虑，不过因为我们家居上海，他说每月只能余出一半时间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学也答应了。从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币三百元。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1928年7月，老朋友黄孟圭先生任职福建省教育厅长，来信邀我们到福州小游，顺便请徐先生画几张大幅的油画。徐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带着我和伯阳，以及一个女佣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厅里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卧室，还指定了照应侍候的人。于是徐先生开始安心作画，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时济南被难图》。1928年北伐，日本军阀在济南横生阻挠，蔡公时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交涉，竟被日军惨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三惨案”。蔡公时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请徐先生将那壮烈的一幕绘成油画。
徐先生在福州作画两月，教育厅送了三千元的润资，我们这才把积欠的债务偿清。9月间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聘书，请他担任院长，于是一个人又匆匆地赶去北平。才做了三个月，学校发生风潮，他便辞职南回。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赴欧洲举办巡展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
1933年1月22日，我们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国轮船博多士号启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达巴黎。刘大悲和张凤举两位先生听说我们到了，便来旅馆访晤，商议举行画展的事。我们当天就去拜访李石曾先生，报告有关画展的筹备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说他即日回国，展览会的事以后请与顾维钧公使接洽。经费预备两万元，由他负担一半，其余所需的款项，叫我们去请顾公使设法。
一看这信，我们惊骇慌乱，手足无措，四个人商谈的结果，只好一同去拜访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讶异，因为李先生对他并未交代，他当然无法做任何的承诺。
当时钱昌照先生担任教育部次长，我们写信请他设法接济。钱先生很帮忙，由教育部拨寄了一笔钱来，使展览会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法国政府买了我们十二张画，成立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拿到这一笔售画的款子，经费问题方始解决。
5月间，展览会在巴黎举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非常轰动。报章杂志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
开完展览会，我们又匆匆动身到伦敦。徐先生这一趟到伦敦，是为了临摹一张西班牙名画家佛拉斯盖司所画的《维纳斯与镜》，这幅画很有名，徐先生临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英国最著名的水彩画家戈纳先生，这位大画家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仍精神矍铄。他邀我们到他画室参观，我们见到了他的模特儿，非常漂亮。后来有一天，戈纳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结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绮年玉貌的模特儿。
我们的意大利之行，是因为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在巴黎举行画展获得极高的评价，便写信邀我们到米兰举行展览。这次邀请，对国家、对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荣的事情。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这幅名画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伦勃朗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
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足足花费了十多天。完成了临画的工作，我们从柏林启程再回意大利，因为苏联对外文化局已与我国驻苏使馆商洽好，邀请我们到苏联去举办画展。
于是我们再坐火车，穿过瑞士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由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再从奥德萨换乘火车，北上莫斯科。
展览会在莫斯科博物馆正式揭幕，颇有一番盛况，接连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收到了比预期更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就知道苏联有一位人像画得极好的画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员推说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愿接见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坚持要见。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对外文化局人员的陪伴下，到了这位大画家的家里，夫妇俩殷勤地出来招待，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和作品，看起来他的晚景相当凄凉寂寞。
我们还认识了当时苏联的画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岁。见我以后他要求为我画一张像，我答应了。一共画了四天，完成了一帧半身的油画像，我穿着黄格子的洋装，戴宽边帽，围黄狐皮。据说这幅画后来陈列在莫斯科博物馆。画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素描，他在画上写道：“为纪念我们从1934年6月3日到6日的合作。”
6月底，我们又应邀到列宁格勒举行展览。1934年8月，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回国以后，各方好友为我们这一次巡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请我们吃饭，他在席上忽然问起徐先生：“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先生听了略微一怔，回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以前。”
后来我请戴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不料他竟工笔为我绘了一幅《松柏长青图》，大家都诧异地赞羡不已。只是我捧着这幅画，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种种切切，在感激这位蔼然长者的诚挚祝福之余，不禁深心怅惘，慨叹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春买棹东下，回到上海，然后乘津浦路车到北平，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