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宝莲 情人节

汤宝莲 三代人的婚礼

　　艺术家总是渴望表达。

　　大艺术的时代，丰富的应用材料，新颖的科技手段，崭新的艺术形式使艺术领域扩大到从未有过的规模。人们希望在这纷杂的世界里，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于是，在欣欣向荣的景象下，多了些浮躁。

　　观汤宝莲女士的画，看汤宝莲女士本人，她则是宁静地处在这缤纷的艺林之中。然而，在她宁静的心灵深处，却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理性的思考和强烈的创作热情。

　　1969年，宝莲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就跟随父母从香港来到美国，开始了她高中文化学习。上世纪70年代，取得了绘画艺术方面的硕士学位。她应该算是一个在西方教育中成长的文化人，可她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自尊。在读研时校方曾动员她申报一个为少数民族专业设的奖学金，但她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全球范围人数也是最多的，而拒绝少数民族的身份，放弃了该项奖学金。汤宝莲在学生时期结束后的三四年中，逐渐进入自己的创作境界。作为华裔，她的绘画创作总能使人感受到中国印象。跳动的笔触、动感的画面，让我们想象到20年前她作画时的情形。从社会、文化的背景看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美术，由抽象表象主义到波谱美术、光效应美术和活动美术，最后是极少主义美术、感念美术、大地美术和身体主义。抽象的绘画风格已不再是主流，而且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许多濒临灭亡的征兆。绘画超出画架走向观念、材料、形式的综合，画家放下笔代之以注重行为过程等。像南希·格雷夫斯用写实主义手法描绘骆驼，用骆驼形象或骨头轮廓构成抽象绘画和骆驼无关的书法抽象画。她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那样多的奇怪经历，并不是因她抽象意味的绘画。

　　因此可以说，汤宝莲这一时期的抽象形式选择不是趋于时尚，而是一种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文化基因的遗传和自己情感表述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作品，汤宝莲以汉字作为一种符号、语言，以中国书法用笔和经过设计且控制得当的色调，构成了一幅令人信服的抽象绘画。这一时期抽象绘画作品是她情感历程的形象记录，是纯个人的、情绪化的，是典型的西画形态的“文人画”。因为她同时关注语言的锤炼与技术的完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她感觉到这种单纯个人意识的挥洒Very simple(非常简单)。于是便开始了一种向画面抽象绘画没有了汉字符号，代之以更为简洁的线形笔触，然而画面效果则更似朦胧的山水诗，多了一分空灵。

　　1991年，宝莲的中国之行，促使她的绘画风格又由抽象派转为超现实主义意象派。在中国的游历，增加了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眷恋。她行遍了泰山、华山、峨眉山、黄山，然后画了一批中国式的山水风景。从这批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技法由典型的抽象表现的语言逐步向中国民间绘画的平涂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画面宁静的效果，更合乎中国“大音稀声”的美学精神。在形式上以规则的水中倒影强化了宁静以致远，用山与水中倒影颜色的对比来表现阴（水中影）与阳（山）的互补。中国行之后，她另一最大的变化在于由道文化的出世观逐渐转为关注东西文化的差异撞击与交流的积极入世观。此时的汤宝莲更多了一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说：“我的画表达对公正、公平的追求，从而去影响一些人，自己的力量是薄弱的，但能够做多少就尽量去做。”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社会的道德标准才能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为了思想表达的需要，她的画面变得内敛。而对于公平、公正的社会意识却更加凸显。她赞同绘画“成教化助人论”的意义，她要让自己的绘画从象牙塔中走向世俗，她不以一位高傲的艺术家自居，力图让更多的人能理解她的画。在《服务》一画中，把珍妃与麦当劳两个形象并置。贵妃、佳人是为皇帝的服务——代表着服务对象是权贵、有钱人，而麦当劳的服务是为普通人——他们就是上帝。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和东西文化价值的冲撞、对比思考，她创作了《自由女神前的少数民族》，反映女权的《理太太》、《李太太》等作品。

　　但是，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所以，她常陷于这种现实与唯美的冲突痛苦之中。她继续着对公平、团结和全人类相互尊重的探求。她简单地总结道：“我仍然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尽管也许答案并不存在。我的作品是我追求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都在这种冲突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们在努力解决中东问题，却忘了去喂我们的小狗儿。我从这个国家走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我都发现了这些冲突。”

　　作为一名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教授和一位艺术家，她始终寻觅着生命中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东西方文化的相似点在哪？什么促成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我们所幻想的超脱生活与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友孔怀德先生这样说她：“宝莲的工作无疑是她自己智慧和情感生活的贴切反应和综合，而所有这些都将永远充满活力和玄机。”

　　有了矛盾，就会有发展，祝愿她在这条充满矛盾冲突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