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离开了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岗位。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鸣放会上提出“三反”运动不应该大搞“逼供信”，不应该没有确凿证据就给他扣上“大盗宝犯”的帽子关进拘留所；更不应在公安局已经作出没有盗窃文物的结论之后还被解雇，通知他去劳动局登记，自谋职业。他提出应抓紧培养文物工作干部，否则将有青黄不接之虞。他还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建议对明式家具加强保护和研究。这一切在当时已经足够打成“右派”了。

　　可喜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研治古文物的紧迫感，促使他在坎坷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这近乎奇迹般的成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折服、感动。

　　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不容分辩地被划入“四旧”之列，并在随时可能发生的乱哄哄的抄家中遭受无情地毁坏。那些年幼无知的中学的红卫兵，更难清楚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家中的心爱之物肯定会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所在单位的反对派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面对“浩劫”，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不治而痊愈。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人们的狂热已经过去。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此书曾于1958年完成初稿，并刊刻油印问世。1962年，他回到文物部门后着手补充修订，直到“文革”前夕。

　　回首一生，王世襄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也是需要对实物进行观察。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往往抢在被家具铺买去之前。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有时又来到鲁班馆家具店或晓市的旧木料摊；打鼓收旧货人的家，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差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今天，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当然，其价值也许值400元的20倍了。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它为什么使人那么陶醉，吸引着王世襄60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王世襄说：“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木造成的家具，天然文理，尤为华美。但是到了乾隆时代，风格大变，为了样式新奇有时竟采用不合理的结构，结果是雕饰繁琐、华而不实的家具竟成了主流，明式家具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到这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或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