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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中国社会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社会民主、科学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也经历了它悲喜交集的历史，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有独立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大发现，大量古代文字资料出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养料；再一方面，印刷技术日益精进，为碑帖的流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些都是值得“喜”的地方。而在反面，频繁的战争，又造成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大量珍贵文物的毁坏，书法艺术基本上成了一些富有人的爱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承清末赵之谦、徐三庚等人的余风，民初书法篆刻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矛盾的发展心态。赵之谦是帮助我们理解民初书风的一个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存在有类于绘画上从扬州八怪到任伯年的存在。赵之谦为民初人带来的不是一种风格的规定，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启示。在赵之谦之后的第一代人中间，我们发现了两个杰出的典型，一位是沈曾植，一位是吴昌硕。

沈曾植个十分有趣的典型：作为遗老，沈曾植深深重视清代碑学所具有的价值，他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的规定。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具备本能的开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寻求在规定下的发展空隙，从一个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风格夹缝中走了出来。在一时间，沈曾植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

吴昌硕（缶庐）书法以篆书见长，尤精石鼓文，用笔结体皆朴茂雄健，古拙可爱，气度之恢宏厚劲，为几百年来仅见。如果我们把沈寐叟看成是以局部兼全体，即以北碑法人行草这一风格类型为书法界提供一个具有全局意义上的典范的话，那么吴昌硕的方法正好反之。他是致力于全体再深入到各个局部：在绘画上他是一代大家，在篆刻上是领袖群伦，他的艺术涉猎面铺得很开，以文人式的综合资养来出以书法，使得在书法一道中特别得心应手。吞吐自如，气象万千。而其隶书古拙方正，并不取扁而佻的一路，也是一种十分厚重的形象。

在沈、吴之外，康有为也是一位大家。不过论总体成就，康有为似稍嫌弱。康氏的摩崖书有开张之趣，比吴昌硕和沈曾植的内劲皆有不同，他也能较好地把握自身风格的高度，但他的风格较为单一，有些作品出手较随便，风格语汇也较单调，纯度显然不足。相比之下，倒是康有为在理论上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的《广艺舟双楫》在尊魏、卑唐方面有着非常鲜明近于偏激的态度，这样的观点的确使后辈学子为之震动，并在寻求自身的风格取向时普遍以他的观点为准绳。当代诸多大家在风格上的种种状态，很少有不受康有为的影响而成的。

以吴昌硕为标志，在民初书坛上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主旨各异的书法结构，并衍生出一些目标完全不同的书法集群。首先，是以上承清代北碑风正统自诩的书家群。李瑞清，曾熙为此中的代表。

李瑞清、曾熙在艺术追求上较近于康有为，他们邢以魏碑和六朝墓志为书法正宗，又加之他们皆在一地以鬻书为职，因此我们可以指他们为一种类型。沈曾植本来在风格意识上也相去不远，但沈氏开拓性强、视点也高，故尔位置也截然超越于他们之上。李瑞清、曾熙可说是守成者，而且准确地说，是仅以清代碑学传统为尚的守成者。

与北碑派书法在风格上相对应的，是另一批认识同处一个层次上，但风格截然相反的书家集群。我们可以指他们为回归唐法派。以谭延闿兄弟为代表。

谭氏兄弟的楷书不只是在形貌上追随颜真卿，虽然他们不脱颜氏窠臼，但与前辈如钱沣相比，更有苍劲雄浑之致；与同时稍前的翁同和相比，则在笔致老辣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尊奉颜体楷书的一系中，他们极具代表性。

民初的书法除了这两大风格流派之外，还有第三个集群。由于这一集群的风格特征相对不强，而他们的身份却很特殊，故尔我们不从风格角度上去强求名目。

伴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一大批以忠君食禄为宗旨的旧式文人转瞬间觉得无所依傍。就主观上而沦，他们却无不缅怀传统、渴望复古，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艺术上也具有两面性：在炫耀古趣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现实作局部的妥协，鉴于他们在书法上并不是一个宗旨相同的流派而却实实在在代表了一个阶层，我们指它为遗老群书家。

有代表性的遗老书家大致有陈宝琛、张蹇、魏馘，章锓，朱益藩（1861－1935）、罗振玉、孙儆、刘春霖、工同愈、朱孝臧、钱振煌、钱崇威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遗老群书家的对立面，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文人群或学者群书家群体的出现。章太炎可称是学者书家的代表。陈三立、黄节、柳诒徵、丁辅之等皆可归于此类。另一类文士型的书家，则可以李叔同、姚茫父、袁克文为代表。文士型书家的基本特征是：皆不以书法为专攻，也不屑于深钻学问，而是在艺术领域中广泛涉猎，偶出书法却不同凡响，在风格上有特殊意义，而与正统的书家相去径庭。因此，他们是一批崇尚趣味、知识结构较开阔但于书法不作专门探究的类型。

当然，我们也许还可从此中拉出另一个子系统：画家书。如陈衡恪、齐白石、正震、陈半丁、高剑父等等，这些艺术家在画学方面有着第一流的成果，在书法上并不专门化功夫作钻研，而是如同作画一般，随手点染，颇有新趣，有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固定的书法师承。在此中，有完全师心自用的如齐白石、高剑父，也有较为尊重古典的如写一手米芾风格的陈半丁，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在民国前期的书坛上，我们除了从书家方面寻找到许多有趣的例证，以及从清末民初的时代鼎革中发现它与书法仍然密切相关之外，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不可不涉及。
　　
首先，是甲骨文的发现与被引进书坛。
与甲骨文字同时辉映的，是西北汉简的出土。
再一个是敦煌晋唐写经的面世。
　　
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写经在本世纪的面世，既是古文化研究史上的大事，也是书法艺术研究中的大事。它们之所以没能立即在书法界产生影响，完全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的生态环境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仍然令后人振奋，与诸如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以及众多的遗老书家群、文人书家群、学者书家群乃至尚北碑崇唐碑的各家各派相比，它们显然是完全来自民间的，不具有多少文化阶层的气息的，因此我们指它在理沦研究卜有价值。但随着时替风移，它们会在书法创作中投射出日益明显的风格影响。

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在战乱中动荡，书法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化形式，也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三十年代初的书法构成是颇有深意的。在告别吴昌硕时代之后，书法界迎来了双峰对峙的新格局。

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从表面上看，应该是一种以切于实用再加上有限的美观的一般尝试。它在中国文化界的反响，应该有类于钱玄同的文字改革，与书法却并没有太大干系。但切磋草书本身就已包含了一种书坛革新意识。

以于右任当时的政治地位，我们可以肯定他在书法界也有着不同凡响的号召力。没有他的威望与职位，标准草书运动未必有如此的声势。

另一个较大的系统，是稍后于他的沈尹默。正当于右任在纠集同志研究草书时， 1937年沈尹默开始写论书诗。1943年，他开始真正致力于书法研究，并撰出《执笔五字法》，这一时期的沈尹默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材如乔大壮、汪东、章士钊、曾履川、潘伯鹰等，初步形成了流派的雏形。沈尹默周围的这批文化人素质甚高，他们相聚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明确的书法宗旨，正相反，他们的聚会是一种文人雅士之间的唱酬，文化气息甚浓，与文化界自然也更息息相通。在他于１９４６年返回上海之际，短短两三年间，他俨然成为崇尚二王一系的盟主。一些在三、四十年代曾活跃一时的书家如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相继会集在上海，并借助沈尹默作为文化名人的威望，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回归二王的书法运动。沈尹默等人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流派意识，也没有宣布过与众不同的书法宗旨，是相同的审美趣味和不约而同的崇尚南帖立场，使他们走到一起来，并不知不觉地构成了一个轮廓清晰的书家集群，并与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加北碑风拉开厂距离。

民国中后期的中国书坛是一个构成十分丰富的领域。游移于他们两系之外的书家仍不可胜数。粗粗作一归类，则可划出另两类书家群。一类，是带有浓郁学者风的书法。以马一浮、张宗祥、柳亚子、余绍宋、马叙伦、容庚等为代表，其特点是风格不激烈强悍、强调内劲与含蓄蕴藉、形式感不强却很自如。另一类，是带有浓郁的画家（或更确切地说是注重视觉艺术特性）风格的书法、以黄宾虹、丰子恺、钱瘦铁、潘天寿、来楚生、张大千、吕风子、吴湖帆等等，这些书家大都以画闻名，他们作书较强调形式美，气度也较开放，挥洒自如，纵横不羁，无丝毫稳健妥贴之感，却很强调抒发性灵，表情达意。如黄宾虹的风骨、钱瘦铁的生辣、潘天寿的斩截、来楚生的圆畅、张大千的欹侧等等，都是这类书法中的典型。

在上述两个书家集群之外，还有一些成就突出的重点人物也不可不提：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翁，早岁从赵盂烦出，后遍临各家碑版，从苏东坡得益最深。大气磅礴，点画精到，是当时异军独起者，在当时允称大家风范。溥儒（1895－1963），字心畲，号西山居士，出身清皇族，作书从柳公权人手，上溯二王，有晋人雅韵，骨格尤为清鲢。在当时的北京是声誉极高的文化名人。与郑诵先等共为北方书坛的台柱人物。王福庵（1879－1960），原名寿棋，宇维季。幼承家学，工篆刻，作篆书工稳劲健，曾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创隶书新格，去蚕头雁尼之态，以占穆为尚，后人称力熔篆隶为一炉，与赵时钢（1874－1945）等同为海上书林中较工稳一派的代表人物，

纵观近现代书法史，由于有众多的学者为积极推动中国书法史的沿续和发展，才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值得一提的书法大家。这些书法家粗略地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主要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人物，著名的有吴昌硕、曾熙、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三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二是主要活动在民国时期的人物，著名的有章太炎、于右任、齐白石、郭沫若、黄宾虹、王世镗、周树人（鲁迅）、李叔同（弘一法师）、马一浮、张大千、谢无量、谭延闿、沈尹默等，这些人都是学问家，或是书画大师，可以写碑见长的于右任、以书画兼擅的齐白石、以写帖见长的沈尹默三人为代表；三是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时期的人物，有启功、沈鹏、张宗祥、高二适、潘天寿、胡小石、林散之、潘泊鹰、陆维钊、沙孟海、来楚生、萧娴、王遽常等一大批，他们多是前一批人的学生辈，也以学问或书画见长，可以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三人为代表。